努力干，一起干——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探访记

在我国合作社运动历史上！从诞生之日起，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一开始就体现国共的合作、现在既然为中国合作社事业孜孜不倦努力的合 作社，恐怕只有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 称“工合国际”）一家。在中国合作社运动的大家庭中，工合国际过去历史怎样，现在状况如何呢？目前，我们特地到工合国际采访。

在北京朝阳区的高楼大厦的丛林中，我们找到工合国际“大本营”，这是套极其普通高层楼房房间，一张大大的长方形的办公桌占去了房间一大半的面积，所有工作人员和办公用品及设备，好像只是这张大办公桌的“卫星”;房间中 最为醒目的是两面锦旗，上面分别写着“扶危济困，爱心永驻”和“传播致富种子，开创小康之路”，这是甘肃和河南农村对工合国际的感谢和表彰；锦旗面对的墙上，分别用中英文“努力干，一起干”!这是具有标志性的“工合精神，写有中文“工合”字样红底白字三角旗,很像战争中战士的臂章——这一切仿佛告诉人们：“到这里，就意味着只能为这项事业劳作和奉献！”

在举目豪华社区里,这个具有涉外背景的合作社“本部”总显得有几分土气和简陋，但这里的事业却具有高尚的魅力。就说我们见到的几位吧，工合国际常务副主席吕宛如，原是中国对外友协有关方面负责人，却心甘情愿地为合作社 奉献；工合国际秘书长郭丽娜,一位堂堂的地质学博士，却乐此不疲的为合作社的琐事奔波；连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小吴和小任，也是抛弃原来的专业而“皈 依”到合作社精神“门下”）看来,合作社事业魅力的确是一种不容低估的现实力量，这种力量的直接作用就是使得从事这项事业的人成为“道德高尚者”。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是如此，当 代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孟加拉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尤努斯也是如此——这已经成为从事合作社事业人们的共同特质。第—次见到吕宛如副主席，估计她也就是五十多岁。我们得知她年届古稀时，不禁大为吃惊。“从事道德高尚的事业可以使人保持身心健康和年轻”她这样解释。

不仅对于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身心健康”，合作社事业都是一剂灵丹妙药——这就是合作社运动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吕宛如副主席说,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来满足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还没有其他社会组织能够像合作社那样，从根本上明确而有效地保障其成员的在政治、经济、民主权利等方面的权利；合作社的基本价值是自助、 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合作社社员信奉诚实、公开、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道德价值观——这是把人类最美好的理念和道德当做成员行为的基本准则，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取向和社会理念；合作社的七项原则，自愿和开放的社员制，社员民主管理，社员经济参与，自主和自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心社区——这些几乎包含了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具备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要点。“发展合作社事业的目的是消除贫困！共同富裕，而从事合作社事业的人只能享受道德富有高尚的清贫”，所以吕宛如副主席总结说，“合作社事业不仅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组织保障和发展平台，而且能够提供强大的精神资源和思想动力。合作社事业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物质价值、政治价值和精神价值。历史己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据了解，工合国际在整个全国合作社大家庭中不是社员人数最多的，更不是资金实力最雄厚的，但却是合作社社员教育培训搞得最为出色的合作社之一。工合国际编写《合作社“培训培训者”实用培训教材》、《农业合作社发展培训 员手册》等教材，被全国大多数合作社当 成“经典”教科书；工合国际所倡导的“参与式学习与培训”，被认为是提高合作社社员综合素质的“最佳途径和方式”。“抓住社员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就抓住了发展合作社的根本。这也是工合国际发展合作社事业的优良传统”。应记者请求，吕宛如副主席介绍了工合国际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城市先后沦陷，抗日根据地以及大后方工业品匮乏。为支持抗战,供应军需民用，是年11月，胡愈之、林福裕、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组成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 委员会，起草《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主要内容是“中国迫切需要建设经济国防”与“建设新经济国防的计划”1938年5月，徐新六、斯诺、路易•艾黎等携带这个计划到达汉口，受到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等的支持和鼓励，并获得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的同意。同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任该会理事长，理事有中共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杭立武、俞鸿钧，还有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等。协会聘路易•艾黎为技术顾问。工合协会作为推动工合运动的民间组织,直隶行政院。年底该会迁重庆，并在西北、川康、东南、西南等地区先后设立工合办事处，下设工合事务所,组建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和联合社。

工合运动在上海发起时，即有中外人士共同参加。这一运动由理想变成实现后，国际友人及国内热心人士参加实际工作，辅助工合运动，从事宣传和募款工作,在国内组织工合运动促进委员会。 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广泛的国际性。 中国共产党一贯支持工合运动。1939年初，工合西北区办事处正式成立，并派员到宝鸡建立工业合作社。同年，又在抗日根据地建立工合晋东南事务所。在延安亦建立了事务所。工合东南区的浙皖办事处曾深入皖南，组织工合社，支援抗日游击战争。工合西北区办事处曾受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委托，承制大批棉衣等转送抗日根据地。1939年9月25日，毛泽东主席曾致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先生，对该会在帮助中国抗战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深表感佩，表示赞成路易•艾黎为解放区争取国际支援，给予了高度赞扬。

工合运动一开始，就有许多进步人士参加这项运动。各地的不少工合干部在当地参加各项抗日宣传活动，积极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有的深入到游击区进行活动。有的干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拘禁。有的地 区沦陷了，工合干部转移到敌后开展工作，如工合西南区的干部在桂林沦陷前，转移到桂东的昭平、黄姚，在当地开展社会调查，宣传抗日，组织合作社。抗日战争胜利，在国共进行和谈期间，为壮大和谈声势，并获得扶助力量，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特地举行招待会。招待会于1946年1月29日下午6时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到会的有邵力子、张申府、董必武、邓颖超、梁漱溟和爱德渥利等。招待会由于永滋主持，并报告了该会的工作。报告说，该会成立7年多来，在政府与国内金融等社会各界，特别是海外侨胞与美英 各国友人赞助之下，工作区域涉及17省，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1789社，社员25682人，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使其获得工作与救济。抗战期间，工合社制造纺织、榨油、印刷等机器及农具等12万余具，帆布、军布及各种民用布匹82450余万平方码，军毯250余万条，军服、军鞋等及日用服装 1100余万套。此外,如皮革、烛皂、印刷、造纸、食品、土木等生产部门，对于战时军需民用，有相当贡献。

1946年2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迁沪，会址设在圆明园路。工合国际委员会由成都迁回香港。1940年，在陕西双石铺筹设了培黎工艺学校，一直由路易•艾黎担任校长。1943年这个学校迁至兰州，1944年再迁河西走廊的山丹，先后培养了中等技术人才六七百人。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派沙千里等接管该会。不久,迁北京，由颜泽龙任代理总干事，1951年合并于全国合作总社。培黎学校于1952年迁回兰州，改为兰州石油学校。工合国际委员会于1952年在香港宣告停止活动。

1980年，胡愈之等以及工合老同志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恢复工合的活动。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于1983年11月召开了工合全国代表会议，推举薛暮桥为名誉理事长，路易•艾黎为名誉顾问，选出了49位理事，罗俊为理事长，后由毕平非代理。1987年9月，经主管部门批准，工合国际委员会恢复活动，先后由路易•艾黎、杨波任主席，恢复了对外宣传、联系、筹集捐款等活动，并在甘肃的山丹、湖北洪湖、山东龙口——蓬莱和北京郊区海淀设立工合试验区 (点)。 工合协会恢复活动后，开展了建立省、 市分会及支会，组社、培训、咨询等业 务。目前，上海、海南、辽宁、河南以 及江苏、苏州等省、市，亦成立了工合协会，工合企业得到发展，有的还建立了工合企业集团，利用外资。甘肃、新 疆亦建有工合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 工合运动依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谈到工合国际的宗旨和任务时，吕宛如副主席说：工合国际的宗旨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中国合作社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其任务也与时俱进，把促进工业合作社发展，扩大为“促进以工业合作社为主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据悉，工合国际积极发展和接受各地基层合作经济组织为团体会员。从1987年起，已经先后吸收了上海、河南、甘肃、北京、河北等地一大批团体会员。

谈及工合国际的培训工作，郭丽娜秘书长说：“我们致力于合作制的规范化、教育培训和经验交流等方面的指导与咨询服务，努力提高合作社的质量建设和效能提高，特别在提高合作社社员综合素质上下大力气，以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方式推动中国合作经济健康发展，并致力于合作社之间的横向联合和合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

这位博士秘书长还特别补充说：“我们不介入企业的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