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接管工厂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打破锁链”横幅

[编者按]一个19世纪的口号在21世纪改头换面——“全世界无产者真的联合起来了！”

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欧洲的经济崩溃，尤其是南欧，经济遭受重创，制造业产量暴跌，失业率飙升，无数工厂关门大吉。但是，在欧洲大陆也有多达500个工厂（大多数在西班牙，也有一些在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一些工人拒绝接受企业倒闭的命运。这些工厂的工人通过谈判或者直接占领，接管了工厂的生产活动，以此响应了一项已在阿根廷发展多年的“工厂复兴运动”（fabricas recuperadas）。

在法国，从2010年起，平均每年有30家企业（大多是小企业）改组成为工人合作社（worker cooperatives）。据西班牙工人合作社联合会（Coceta）统计，仅2013年一年就有大约75家西班牙企业被它们的前员工接管，占整个欧洲被接管企业的一半左右。

2014年，工人接管的工厂代表在马赛召开大会，吸引了来自十多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包括阿根廷的工人合作社先驱。在阿根廷，世纪之交的一场经济危机引发了“工厂复兴”浪潮，如今该国有大约1.5万名工人掌管着约300多家工厂。这一迅速发展的现象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还建立了专门的网站，如workerscontrol.net和autogestion.coop。

当然，这些工人自营企业（工人合作社）都面临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比如：官僚机构的惰性和行政上的繁文缛节可能延误甚至阻碍生产；来自前老板的法律异议；依然严峻的经济环境；老旧的机器或是不再有销路的产品。当了一辈子工会斗士的工人们有生以来头一次需要作出艰难的商业决定。

但至少从眼下来看，许多工人合作社仍在正常运转。

法国：“我们决定抗争”

从马赛旧港驱车20分钟就能到达法国最大茶厂——弗拉利布茶厂（Fralib）。每年，这里的250多名工人将6吨精心炒制的茶叶制成20多亿袋立顿茶包（Lipton，全球最大的茶叶品牌）和象牌（Eléphant）香熏茶。但在2010年9月，在花费5年时间将弗拉利布茶厂一半生产业务迁至波兰后，拥有该厂的日用消费品企业巨头联合利华（Unilever）随即宣布关闭这个茶厂。

“这太让人震惊了！”法国总工会驻弗拉利布茶厂的高级官员奥利维尔·勒伯奎尔（Olivier Lerberquier）说道，“法国联合利华公司刚刚向股东派发了巨额股息，而对于弗拉利布茶厂而言，即便只有一半产能，也是能盈利的。因此，我们决定抗争。”

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场漫长的战斗，但似乎快结束了。下个月，57名前弗拉利布茶厂的员工通过组成自治的工人合作社，将再次开动工厂的机器，这家沉寂了5年的工厂将重新开始制茶。

△弗拉利布茶厂的工人正在检修设备，准备恢复生产

“最终，经过了持续的抗争（共1336天），我们算是初战告捷。”勒伯奎尔说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团结起来，并制定扎实的商业计划。而且，即使像我们的律师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的成功备受“谴责”，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拥有与任何人一样的公平机会。”

联合利华为2010年仍然在茶厂工作的182名工人提交了四份连续裁员方案，但所有这些方案（包括一项以年薪6000欧元将工人迁至波兰的提议）都被马赛就业法庭否决了。

虽然一半以上的工人最终接受了联合利华的裁员方案，但抗争到底的工人得到了更大的回报。首先，马赛当地政府为了维护就业市场稳定，同意以500万欧元的价格从联合利华手里将茶厂买了下来，交由工人自主经营。然后，在2014年6月，联合利华与工厂达成了一笔金额高达2000万欧元的和解协议，以支付所有未付工资、再培训、市场研究以及品牌推广的补偿费用，以及额外的150万欧元新业务启动资金。

“我不会撒谎，之前真的很困难。”正在接受质量控制和食品安全培训的前机器操作员泽维尔·因波诺（Xavier Imbernou）说，“我们好几个月没有薪水，积蓄逐渐透支，全家人都受了苦，但是我们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我们的抗争具有了象征意义。”

玛丽·萨索（Marie Sasso）说，她从未想过自己在55岁时会突然失业，“这一刻想都没想就要为此而战”。她说，她正在数日子，直到机器重新启动。“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精心维护着这些机器，现在，让它们能够重新开动起来是我们的责任。没有老板，让工人真正成为工厂主人，这就是让我们前进的动力。”

然而，这个新工厂（工人合作社）的两个前期目标均告失败——联合利华拒绝了工厂继续按合同向其供应立顿散装茶包的建议，并取消授权工厂使用象牌茶叶标志。

合作社的计划是今年将加工350吨茶叶，到2017年增加到500-600吨，这样才足以支付员工的工资。目前，合作社正在与法国的超市进行谈判，希望以自己的商标提供茶叶，同时还准备开发更多高端的自有品牌产品。勒伯奎尔说：“合作社要重点生产优质的、有机的本地或区域性产品。”

从弗拉利布茶厂转变为工人合作社之后，几乎每个工人都在学习新知识。57岁的杰拉德·卡索拉（Gerard Cazorla）抗争行动中的领军人物，最近他当选为合作社理事长，他说：“我们确实完成了生产任务。在以前，采购、运输、销售、分销这些都是联合利华的责任。”

此外还有一些讨论，比如工人的薪水是否要相等或者要和专业能力挂钩？薪酬问题相比其他企业要复杂的多。而且，合作社还必须适应一些令人不安的现实。例如，合作社必须直接与法国著名的大型连锁超市合作，这些超市拥有垄断地位，制订的合作条件非常苛刻。卡索拉说：“我们必须务实。有时候我必须脱掉工会帽，毕竟我们有这么一个大工厂要经营。我们很难改变社会，资本主义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我们会尽力按照合作社的价值观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记者 乔恩·亨利（Jon Henley）]

西班牙：“这是全新的挑战”

在高高的公寓楼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绿色空间，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在开始轻声地对着麦克风唱歌时不自觉地咯咯笑。一群人围成一圈，随着摄像师的指示时而鼓掌。这个匆忙组建的乐队正在录制视频，向他们所在城市的音乐学校致敬。这个音乐学校位于距离巴塞罗那20英里的小城市马塔罗（Mataró），五年来已经向大约800名学生提供了鼓、钢琴和乐队课程。

2012年，由于西班牙的经济危机大幅削减开支，这所音乐学校成了受害者，学校濒临停课。当学校的40名老师为即将到来的失业做准备时，学生及其家人走上街头，要求地方当局保留这所学校。最终，政府和学校达成了妥协——学校将继续保留，但必须进行私有化。

因此，学校的老师们决定竞标这份合同。钢琴老师阿拉迪亚•桑切斯（Aradia Sánchez）说：“保住学校的动机如此紧迫，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如此愤怒，以至于我们在开始走这条路时对下一步并没有考虑太多。”

音乐合作社（合作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一个将音乐教育和合作社价值观结合在一起的合作社。

然而，虽然中标了，但是老师们的兴高采烈很快就陷入了恐慌。桑切斯说：“我们从基本的教员变为了合作社的成员。突然之间，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要如何组织自己，如何管理财务，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

蒙特斯·吉斯伯特（Montse Gisbert）老师说，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参加合作社意味着什么。她笑着说：“第一年大家意见很大。”这个音乐合作社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年，尽管学习曲线陡峭，而且国家依然面临经济危机，但它仍在不断成长。如今，音乐合作社正在为七个城市的近2000名学生提供课程，音乐教育的学生年龄范围覆盖了2岁到80岁。

△音乐合作社的成员正在进行公开表演

合作社CEO伊格纳斯·戈麦斯（Ignasi Gómez）说：“马塔罗市拥有悠久的合作社历史，第一家合作社是1887年成立的致力于建筑的合作社。合作社已经成为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西班牙拥有约1.8万个合作社，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人合作社之一的蒙德拉贡（Mondragon）。上世纪50年代，巴斯克（Basque）地区的当地神父创立了蒙德拉贡合作社，如今已拥有近7.5万名员工，2013年全球销售额超过了116亿欧元。

西班牙工人合作社联合会（Coceta）的帕洛玛·阿罗约（Paloma Arroyo）说：“ 蒙德拉贡为工人运动提供了灵感。仅在2013年，整个欧洲有150家公司变成了工人合作社，其中，西班牙就占了大约75家。”

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音乐合作社的老师分散在马塔罗各处，在四个地方开设了课程。在一所安静的小学里，三个女孩正在学习演奏《冰雪奇缘》中的主题曲。在其他地方，另一位老师与八名学龄前儿童一起动手，在名为“音乐与运动”的课程中学习节奏的基本知识。

对于16岁的艾达·加西亚（Aida Garcia）来说，这些课程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窗口。她说：“我喜欢参加这些课程。我的梦想是在管弦乐队中演奏单簧管。”

尽管薪酬在最初下降了30％，但由于学生们的热情，音乐合作社的成员们一直在前进。戈麦斯说：“老师们的薪酬水平已经逐步回升，现在只比以前减少了约12%。我们的薪酬是可观的，但目前仍然不太理想。”即便如此，当被问及这件事是否值得时，很少有成员会犹豫。戈麦斯说：“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生活，因为我们被赋予了真正的权利。”

[记者 阿什法·卡萨姆（Ashifa Kassam）]

希腊：“公平至上”

马瑞斯·科斯托普洛斯（Marius Kostopoulos）正在努力将柠檬精油滴入他和三个同事在过去一个多小时中刚灌装的300多个家用清洁剂塑料瓶中。这并不是他最初在维奥米（Viome）的工作，维奥米公司曾经是一家利润颇丰的建筑用品（确切地说是瓷砖胶和勾缝剂）制造商，位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工业区。

△科斯托普洛斯和同事在制作家用清洁剂

但是，维奥米公司已经消失。面对希腊建筑业的全线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40%的销售量下滑和30%的能源成本上涨，维奥米的母公司菲尔卡拉姆（Philkeram）早在四年前已经宣告倒闭。

在2011年5月，科斯托普洛斯和他的45名同事的开始被拖欠工资（尽管他们从未被正式裁员，这意味着他们甚至被剥夺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力）。然后在那年的9月份，母公司菲尔卡拉姆宣布放弃维奥米。

科斯托普洛斯说：“如果真的失业了，我的生活将难以为继。”他的妻子没有工资，现在正在家中照顾他们16个月大的儿子。“我还需要兼职其他工作才能养家糊口，比如我会在晚上合周末兼职婚礼或其他庆祝仪式的服务生。但即便这样，收入最多只有我们每月生活费（500-600欧元）的一半。所以我离不开我的工厂。”

当工厂宣布倒闭时，工人们的第一个念头是防止母公司拿走机器和库存。他们担心，如果这些仅剩的固定资产被拿走了，他们也将失去总计150万欧元的工资欠款和赔偿金。

△一张宣布接管工厂的手绘通知

但是从一开始，工人们真正想要的只是保留现有工作。现年45岁的合作社创始成员狄米崔斯·科麦兹奥利斯（Dimitris Koumatsioulis）说：“没有人想失业，特别是在当前的希腊，我们不能再让工人失业，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陷入困境。”

在工人们的第一次会议上，关于继续留在工厂并成立自我管理的工人合作社的提议获得了97%的支持率。会后，合作社派了一个工人代表团去了首都雅典，与就业部进行谈判。作为母公司菲尔卡拉姆大股东的菲力波（Philippou）家族也明确表示，他们不打算让维奥米工厂恢复生产。

到了2012年年中，维奥米工人合作社已经联系了希腊和国外的销售网络，探讨生产一系列环保肥皂、洗涤液和柔顺剂的可能性，同时确保产品可以使用现有的机械和原材料进行制造，争取价格优势。当地的公民协会和工会也承诺将会帮助工人合作社消化一部分产品。2014年4月，当地法院承认维奥米工人合作社是合法的非营利性社会合作社。

△维奥米工厂景象

现在，维奥米工人合作社的产品通过慈善和合作网络已经在希腊、德国、荷兰、瑞士和奥地利进行销售。通过集体决策，合作社还决定吸收一批外部的支持者成员，也就是承诺每年购买一定比例产品的组织或个人。

此外，合作社针对菲尔卡拉姆公司和菲利波家族进行了一系列的诉讼，因为这个“前老板”自己放弃了工厂，但现在想通过出售工厂土地以偿还银行、供应商和雇员的债务。希腊的激进左翼政府正在考虑立法，允许工人合法接管被其所有者遗弃的工厂。

科麦兹奥利斯说：“我们不想掩饰，这件事除了有关我们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的未来，更关乎平等和民主以及整个劳资关系。”科斯托普洛斯也说：“如果工厂最终能成功实现每天生产一吨多肥皂、洗涤剂和清洁液的目标，从心理上、政治上、经济上来说，我们将比以前拥有老板时的情况更好。”

[记者 乔恩·亨利（Jon Henley）]

阿根廷：“万事开头难”

何塞·佩雷拉（José Pereyra）一生都是服务生。20年来，他在一个名叫小猪（Los Chanchitos）的餐厅工作，这个餐厅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中产阶级社区。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小猪餐厅

佩雷拉希望小猪餐厅能为自己提供稳定的工作保障，毕竟这家餐厅已经经营了三十年。但是在两年前，佩雷拉意识到还拥有另外四家餐厅的老板可能要跑路。佩雷拉说：“餐厅欠店租，欠我们的工资，还拖欠了我们的社保金。我意识到老板打算背着我们关闭餐厅。”

2001年，阿根廷遭遇了灾难性的经济崩溃，该国没有能力偿还巨额外债，政府还冻结了所有银行的储蓄帐户，因此，许多公司破产，工人被迫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来挽救他们的工作。

“面对企业倒闭浪潮，许多工人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决定组建工人合作社。”国家工人合作社联合会（CNCT）的发言人安德烈斯·金塔纳（Andrés Quintana）说。

其实，在国家经济崩溃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工人自我管理的公司。金塔纳说：“目前，阿根廷可能有5000至6000个工人合作社。这几年增长非常快，这些合作社为6万多人提供了工作。”

对于许多人来说，例如佩雷拉，建立合作社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我记得2013年4月23日这一天，整个下午我都在徘徊，试图弄清楚该怎么做。” 佩雷拉回忆道，“老板撤出了，我们不得不做出决定。那天晚上，我召集了所有的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提议组建合作社。”

这家餐厅的员工在那天晚上一直讨论到凌晨，但是早上当肉类和蔬菜供应商来送货时，佩雷拉迈出了他的第一步。他告诉供应商，员工已经接管了这家餐厅，从那以后每天将以现金结清货款。

但这样的转换并非易事。金塔纳说：“对工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有些人需要突然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穿上西装，准备去银行谈业务。”

现年50岁的佩雷拉承认：“最初的几个月非常艰难，我也很痛苦，但我们别无选择，工作危在旦夕。我们中许多人都超过了45岁，很难再找新工作了。在最初的9个月里，我不得不住在餐厅，以使生意尽快步入正轨。”

早在14年前，当阿根廷经济开始崩溃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的一个大型储油厂已经被工人接管。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伯纳迪储油厂

“伯纳迪（Bernardi）储油厂在2001年倒闭了，之后，我们一共30名工人成立了迪克森（Decosur）合作社正式接管了这家工厂。”合作社的何塞·桑查（José Sancha）说道。

“最初的几年非常艰难。”桑查回忆道，“储油这项工作需要遵守严格的环境规范，要与各种不同的客户打交道，还要向港口当局作出必要的让步。”但是一旦转换完成，新合作社的业务便能蓬勃发展。桑查说：“我们现在已经大大扩展了工厂规模，甚至还安装了直连发电厂的输油管道。”

国家工人合作社联合会（CNCT）的金塔纳说：“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企业倒闭浪潮，我们努力为工人们提供合作社培训并建立合作网络。”

“对我们来说，最复杂的部分则是要解决与前老板的法律问题。”佩雷拉说。不过，合作社接手餐厅之后，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由于以前的老板停止了对餐厅的再投资，导致食品质量下降而流失的许多客户开始重新光顾餐厅了。

与一般企业必须为老板谋取利润不同，由员工经营的合作社往往会为员工提供更好的条件。佩雷拉说：“我们不会辞退老员工，而是为他们重新安排适合的岗位。而且我们是非常有归属感的群体，例如，有一个员工需要做手术，但是无力承担高额费用，我们讨论后决定从合作社出钱帮他支付手术费用，因为他已经在餐馆工作了20年，他是我们的家人。”

[记者 乌基·戈尼（Uki Goñi）]

土耳其：“我们需要工作”

乍一看，这个车间似乎是一家普通的纺织工厂。大厅里排着一整排的纺织机，装满衣服和彩色纱锭的盒子则堆放在角落。但是奥兹古尔·卡佐瓦（Özgür Kazova）与土耳其的其他工厂不同，工人们忙着缝制、熨烫布料并巡视正在运转的机器，但是没有需要报告工作的的老板。

他们的斗争始于2013年初，纺织厂老板在拖欠工资几个月后，让全部95名工人休假。但当工人们返回工厂后，公司律师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因“无故缺勤”而被解雇了，没有任何补偿。

“我们很沮丧。”在卡佐瓦纺织厂工作了八年的艾努尔·艾德米尔（Aynur Aydemir）说，“以前，我们每周工作7天，每天最多工作10个小时。工厂业务似乎蒸蒸日上，很难相信工厂真的破产了。”

更严重的是，老板雇人连夜拆除了所有能用的纺织机械，还拿走大量成品和40吨优质纱线，留下的只有失业的工人和已经用了半个世纪无法良好运转的老纺织机。

△卡佐瓦纺织厂的工人们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危机

2013年4月底，一些工人在老工厂前搭建了一个帐篷，防止老板把剩余的贵重物品抢走。他们没有害怕老板和警察的威胁和恐吓，这场无奈的斗争演变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

42岁的塞尔坎·戈努斯（Serkan Gönüs）解释说：“起初我们很胆小，因为我们以前从没参与过任何政治运动。我们很害怕，但是当我们看到示威者在旁观者那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时，我们的信心逐渐增强了。”

在2013年春季这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工人们决定占领卡佐瓦纺织厂并重新开放工厂。最后，法院裁定应把纺织机器交换给工人，以补偿他们的工资损失。现年43岁的木扎非·伊吉特（Muzaffer Yigit）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卡佐瓦纺织厂工作，他负责修理受损机器。之后，利用工厂剩余的纱线，工人们生产了第一批毛衣，并在9月份举办了首场公共时装秀。

但是，工人们的不和导致了分裂，于是，四名工人决定发起成立自由卡佐瓦合作社（Free Kazova Cooperatives）。“我们发现仅仅在理论上谈论工人的权利和抵抗是不够的。”戈努斯说，“我们想提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来实现更公平的工作。”自由卡佐瓦合作社的工人已经与其他自营工厂和合作社开始联系，互相分享经验和专业知识。他们的目标是生产高质量、价格适中的服装。

艾德米尔表示：“我们不想只为自己赚钱而工作，而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利。我们现在每天只要工作六个小时，而且可以自由选择上班时段，因为我们是自己的老板。”她还补充说：“新工厂的毛衣现在不仅在土耳其出售，而且出口到法国、意大利和波兰。这证明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大家都同意我们所捍卫的东西，那就是工作的自由。”

[记者：康斯坦斯·莱施（Constanze Letsch）]

翻译：吴彬